94岁交代后事,才打开锁入箱底的功与名

严传梅近照。受访者供图

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若辰

“我和二十几个村民被日军抓去了。我当时只有14岁,个子也小。有人训我们,说见到日本人要喊‘太君’,要弯腰鞠躬,不然就要杀头。日本人来了,别人都弯下腰去,把我露了出来——我腰板挺直,坚决不向烧了我们全村的日寇鞠躬。”

“我是家里的独儿子,就在心里使劲儿盘算如何脱身。一个日本兵把我叫出来,让我拉运他们抢来的东西。我一看,日本兵穿着皮靴,靴上还有钉子,而我穿着布鞋,这里又是石头山,跑起来肯定比大钉靴利索。瞅准机会,我撂下东西就往山里跑。日本兵追了好几里路,没追上我,还打了三枪,也没打中。”

“‘严传梅回来了!’十里八村都传开了。我不鞠躬、不喊‘太君’的事也传开了。在这之后,我就被派去侦察日军的布防情况,凡是有日本人出入的地方,我都想方设法去侦察情况。”

谁是严传梅?

直到去年在病中以为自己时日无多、拿出珍藏一生的皮箱,人们才第一次知道,这位已94岁高龄的老人,不仅仅是工作认真、受人尊敬的武汉大学离休干部,更是一位在淮海战役中荣立特等功,获得过“人民功臣”奖章、“解放华中南纪念章”的战斗英雄!

为了保家卫国,他15岁入党,16岁上战场,深入虎穴活捉汉奸,随时准备牺牲;

在淮海战役中,他以“现身说法”教育感化俘虏,为连队在减员严重的情况下迅速补充兵力、持续保持战斗力立下汗马功劳;

打仗落下腰伤,因为“当军官不能身先士卒怎么能行”,他转业到了高校,岗位不停“跨界”,他始终“得高分”,还善于给大学生讲党史,一讲就是一辈子;

如今,因为“自己老了不能再作贡献”,他给老伴留下必需的生活费后,把毕生积蓄交给了党。

这就是严传梅。

投向战场 

1926年,严传梅出生于湖北钟祥。从4岁起,父亲白天干活,晚上教他读书写字,母亲就在一旁纺纱、做鞋。1939年,钟祥沦陷。严传梅“除了偷和抢,什么能挣到生活就干什么”。

每次赶集,严传梅都去看拉洋片。“洋片放的是日军在中国烧杀淫掠。”严传梅闭上眼睛,那段生灵涂炭、悲惨屈辱的岁月仿佛又涌到眼前,良久,眼里淌出了泪。

“后来我才知道,那个拉洋片的是中共地下党员。”严传梅睁开湿润的眼睛,接着说。

在地下党员的介绍下,14岁的严传梅加入了抗日十人团。这是中共党员发动群众抗日的组织,没枪可配,每个人往袜子里藏一把匕首,作为武装。“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穿袜子。”严传梅说。

1941年11月,严传梅宣誓入党。新四军办的小学,让他终于走进梦寐以求的课堂。可战火的燎烧容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,“我不能只顾自己读书,把侵略者打跑了,才能让更多人读上书。”1942年8月,严传梅放下书,拿起枪,当兵上战场。

说到枪,严传梅最“馋”的是子弹。1943年1月的一次战斗中,严传梅担任突击任务,可步枪里只有3颗子弹。连长毛世发说:“同志们,别看咱们枪里子弹少,敌人的枪里有75发子弹!消灭一个敌人就有子弹了!”战士们被连长这样激励,作战非常英勇。

子弹少,就要打得准。战士们只要有空就进行军事训练,用古代“神箭手”的标准练习瞄准,子弹要能“穿叶间”。

真没子弹了,就要徒手搏击。除了刺杀术、搏击术,战士们还要训练“自身保存隐藏术”,利用地形地物保护自己。“首先要观察,哪里能隐蔽,哪里能掩护,哪里可能藏匿敌人,哪里可能遇到突然袭击。然后要考虑怎么打枪、怎么用刀……”这位95岁的老人滔滔不绝,岁月不曾泯灭抗日记忆。

“有人说当兵的都是大老粗,我不赞同。武术也是一种技术,怎么出拳出腿,打腰还是打腿,用膝盖还是用肘击,这一切如果不靠缜密又迅捷的思维,怎么能打倒敌人?”严传梅青筋盘虬的手紧握成拳,仿佛攥着一股巨大的力量。

严传梅从没给儿女讲过自己的战功,却反反复复讲过战友的故事。每次讲,都和着泪与叹息。

1943年,钟祥。严传梅所在的新四军游击队,离最近的日军仅3公里远,有时一天要打响好几次战斗。

战士们一个月吃一次肉。那天,是吃肉的日子,全班都围过来。严传梅的战友陆国安,刚夹起一块肉,还没放进嘴里,枪响了,敌人来了!陆国安放下筷子就冲上去,却再也没回来。他牺牲了。

“陆国安比我大两岁,是我的老乡,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,家里还有一位老父亲。”严传梅语速变得很慢,“那口肉,他终究没吃进嘴里”。

传奇行动 

严传梅出色完成过一次颇为传奇的行动。他带着4名战士深入日军据点,活捉了一个十恶不赦的汉奸,然后全身而退。

那个汉奸常引着日军到周围村庄扫荡、奸淫妇女,百姓恨透了他。严传梅见过他的面,主动申请执行刺杀任务。出发前,严传梅和战友们每人各带一颗手榴弹,做好了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,没打算活着回来。

那是1943年11月,据点东西长、南北短,有4条路可进出——老人记得很清楚。他们想方设法,巧妙地绕过了日军哨兵,捉住了汉奸。先把汉奸的嘴堵住,拿刺刀对着他,让他不要动,然后掳着汉奸轻轻往外转移。

一名哨兵发现了他们!危急之中,侦察通讯班班长孔传国给了对方一刀。听到动静,军营一片喧哗,严传梅和战友拾起倒地哨兵的枪,边打枪边撤离,撤出后,把一颗手榴弹投向了敌军据点。

锄奸之后,位于今天湖北荆门东宝区和钟祥交界处的北山革命根据地,安生了很长时间。

立特等功 

打跑了侵略者,严传梅又参加了淮海战役,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旅直属解放大队第二连连长兼指导员。在百余天的战斗中,第二连伤亡严重,却始终保持着一个连的战斗力,甚至打垮了敌军一个营。他,立了特等功。

彼时,敌军主要配备美式武器装备,地上坦克轮番进攻,天上飞机俯冲扫射。而我军的装备大部分是落后的老式枪。战士们往瓶子里灌满汽油,再备好炸药,专朝坦克的铰链投掷,来砍断“铁乌龟”的“腿”;行军时刻注意隐蔽,来欺骗“空中堡垒”的“眼”……战士们虽绞尽脑汁,但敌我力量悬殊,我军伤亡很大。

一场硬仗下来,连队把俘虏集中起来教育。严传梅也不照本宣科,直接拿身边的战士当“教材”。许多战士都是解放区的农民,讲起自己翻身做了主人的经历。“我解放了,来当兵就是要让全国人民都解放!”

往往几番话,就说得俘虏们痛哭流涕,擦干眼泪,就说要加入共产党军队,要“报仇”。没有新军装,就扯个布条,写上部队、姓名,领上枪弹,立刻就上前线。

第十一旅属于主攻部队,战斗一旦打响就只能攻上去、不能撤下来,必须打到底。在战斗激烈的情况下,补充兵员、保持部队战斗力就异常重要。打双堆集战役时,严传梅任侦察连连长兼指导员,他的连去了约140人,最后“初始队伍”只剩下约10人。但靠着解放战士,依然撑起了一个连的战斗力,一直打到战役胜利。

严传梅荣膺特等功,并获得一枚宝贵的“人民功臣”奖章。

渡江战役中,作为侦察连连长的严传梅,让渡江战士们用双手划水,使船只加速通过江面,降低中弹风险。经此重要一役,侦察连未受大的损失,严传梅的军功簿上,又多了一张“大功”奖状。

严传梅的档案里,记载着13次军功,但大部分奖章、奖状,都因过长江时战马牺牲、跌入江中,随水而逝。自己抛头颅、洒热血拼来的荣誉“没了”,严传梅并不心疼。

“我是随时准备牺牲的人,哪还在乎奖章丢没丢呢?”

严传梅总说自己是“该死没死掉的”。双堆集战役中,一天半夜,战士们挖工事,严传梅让一个战士往战壕里面站,自己在最外面站岗。那位战士却把严传梅往里面护,还打趣说:就你不怕死啊?“‘怕死’对我们当兵的来说,是最侮辱人、最难听的一句话。”严传梅当时一听,只好连连说,“好好好,你来站岗”。

结果,突如其来的敌机扫射,击穿了那位战士的生命。“本来应该我死的。”严传梅喃喃地重复着。

“我的通讯员、司号员都救过我的命,自己却中弹牺牲。他们推开我、用胸脯挡住我时喊的‘危险’,是我听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。”严传梅又一次老泪盈眶,“我是战争的幸存者,我替战友们而活!”

戎马岁月 

抗日战争时,严传梅经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。淮海战役时反而吃得上饭,因为有“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”。

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共产党,得到老百姓的热烈支持与拥护。在严传梅的记忆中,还能看得到一眼望不到头的支前“板车大军”,听得到村庄里日夜响起的磨面声,闻得到烙饼香,“老百姓把饼包好,一刻不停送到前线来,饼到嘴边还是热乎乎的”。

“我们打胜仗,多亏了老百姓。人民就是江山,这话说得太对了!”这位老党员激动起来,“共产党永远不能忘了人民”。

由于“随时准备牺牲”,严传梅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才结婚,妻子余从智当年是一名女炮兵。“后年就是我们结婚70周年了,今年是我们相识70周年。我们俩一直很好。”铁汉心中亦有浪漫柔情。

在20世纪50年代的金门炮战中,严传梅的腰椎断裂,医生嘱咐他“不能再到坑道里去”。打仗不到坑道里去?还准备活多久啊?严传梅这样想着,照样下坑道,落下终身风湿关节炎,并且再不能负重。

不久,已任团宣传教育股股长的严传梅,上级有意提拔其为政治部主任,当团级干部。严传梅诚恳地向组织说:不行。

“我有腰伤,不能负重。营级干部算是中层领导,直接面向基层战士,我不能身先士卒,怎么能行!”战功赫赫的英雄,说到这里满面羞惭。

1959年,严传梅不舍地脱下军装。转业时,能填报三个志愿,严传梅第一个写的是去新疆,因为“那里条件艰苦”;第二个写的是去河南平顶山,因为“那里有煤矿,能建设祖国”;第三个写的是服从分配。

组织考虑到余从智早已分配到武汉工作,将严传梅分配到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(后并入武汉大学)。严传梅修了“武”,又开始修“文”。

捐出积蓄 

在武水,严传梅主持过政治工作,负责过干部审查,当过档案科科长;后来校部党支部改选,他被大家选为支部书记,三年困难时期,还抓过食堂工作。后来调任农田水利工程系党总支书记,他协调学校资源,为地方解决了水患问题,泽被至今。

无论在哪个战场、哪个岗位,无论面对什么样的“试卷”,严传梅都力争“得高分”。

而自己功绩斐然的军旅生涯,随着仅存的军功状,一起被严传梅尘封在皮箱中,对妻子儿女也绝口不提。直到2020年病情一度恶化,严传梅才将皮箱托付给儿女:“这是我一生的纪念。”

只留下“纪念”,不留下钱——这位一双80元的皮鞋穿了十几年、和老伴旅游只住过一次三星级酒店就嫌“太奢侈”的老干部,给老伴留下生活费后,为武汉抗疫捐出3万元,又嘱咐儿女把其余全部积蓄交给党组织。

说到捐款,老人反而很惭愧,觉得自己做得太不够了。“这些钱,就是一点点心意,不知怎么,被大家知道了。”

严传梅曾在党史教员训练班中专门学过党史,还系统学过中国通史,善于结合现实,给同学们上党史课。直到现在,严传梅还会在自己所住的武汉大学职工宿舍内,给研究生讲党史。白发苍苍的“90后”和青春勃勃的“90后”,聊得津津有味。

今年“七一”,严传梅戴着眼镜,全程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。“中华民族任人宰割、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!”听到这句话,严传梅高兴得直流眼泪。“我当年在云南巍山驻防时,老百姓挑着柴火去集市上卖,女的穿两件棕树皮,男的穿一件棕树皮。有户人家,没米没菜,只有一点甜面酱,全家老少一人舔一口。”严传梅说,“短短百年,天翻地覆!现在再去云南,想不到啊,发展这么快啊!大街上的姑娘小伙真漂亮啊!过去缺吃少穿,现在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,中国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,得到许多国家响应。这太了不起了,我心里太高兴了!”

几十年来,严传梅不提自己的战功,却把战友们的英勇无畏记得清清楚楚。许多战友牺牲了,严传梅替他们看到了如今盛世。“我想对他们说:你们没白牺牲,你们是如今幸福生活的奠基人!过去再苦,值得!再累,值得!”

采访最后,这位女儿眼中“非常了不起的父亲”、儿子心中“真正的布尔什维克”,郑重地对记者说:“我入党时说,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,我做到了。到了我这个年纪,回首一生,自己心里能过得去,是很好的。”